“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指出我国发展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对金融机构而言，准确把握经营环境变化及演进逻辑是适变求存的重要前提，更是有效发挥功能作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国际秩序面临范式重构 对金融韧性提出更高要求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当前，全球发展和治理处于再平衡进程之中，国际秩序正在从“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化”向“阵营化、碎片化、多重平衡”进行范式转型。供应链从全球分工转向友岸外包、本土化制造，科技链从开放合作转向“壁垒—联盟”模式，“安全”超越“效率与增长”成为国家与企业决策函数中的优先项。同时，由于主要国家经济贸易体系已高度融合，经济全球化动力仍存。特别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大金砖合作、南南合作等机制，推动国际规则、标准共建和数据、技术、文化融合，持续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正能量。
国际秩序的范式转型，一定程度上是全球贸易分工从垂直体系向多极水平体系演进的结果。二战后全球形成垂直分工体系，即“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研发与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承担利润相对较低的制造环节。这种格局于20世纪末开始松动，现在已难以为继。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不断突破，正在打破发达国家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垄断，带来全球产业分工从“垂直”向“水平”的格局重构，传统垂直体系的利润传导机制也面临失效。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年均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这种所谓的“防御性打压”实质是对水平分工的制度性抵制，试图通过非市场手段维系其垄断地位，也成为地缘政治冲击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起点。
长期资产配置须回答“世界将向何种秩序演变”的根本性问题。在该问题尚未明朗阶段，金融市场的高波动和定价逻辑切换会频繁发生，金融机构需要在认知、工具、生态等多个维度建立适应性的应对体系，增强自身发展韧性。一是认知适应。将地缘经济分析纳入核心决策框架，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之上建立专业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能力，并将其制度化。二是工具适应。发展风险对冲与压力测试的新范式，开发针对供应链中断、技术封锁、定向金融制裁等突发性风险的对冲工具，开展涵盖极端地缘场景的压力测试。三是生态适应。推动关键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布局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与投资组合，降低对单一节点的过度依赖。
低利率环境驱动银行业务逻辑变化 从“规模红利”转向“功能重塑”
利率下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共性趋势，映射出全球范围内因技术红利衰退、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自然利率滑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5.8%跌至2020年0.52%的低位，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一度陷入负利率时代。我国本轮利率下行大致始于2017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0%左右降至目前的1.8%左右。在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驱动下，我国自然利率或将长期处于下行区间，低利率可能是未来一个阶段的基准环境。
低利率推动金融体系从“间接融资主导”向“直接与间接并重”演进。这意味着，更多资金从银行存款、保本理财向股市、基金甚至私募股权等高收益资产类别流动，为直接融资创造充裕的资金供给。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利率下行周期后，银行贷款增量明显下滑，间接融资规模逐渐被直接融资超越。近期我国也出现直接融资占比边际抬升现象，2025年前三季度新增社融中，人民币贷款增量占比降至48.3%，较2024年同期下降11.7个百分点；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升至44.4%，较2024年同期上升9.6个百分点。“十五五”时期，低利率环境叠加经济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将进一步打开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空间。
低利率正在重塑资产负债表结构和展业逻辑。银行亟待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规模驱动”向“能力构建”转变。信贷需求疲软和资金脱媒使得商业银行扩表速度趋降，盈利增长更多取决于客户服务、低成本资金沉淀、交易和投研等能力。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领域，银行需加快解决“抵押品为核心”的信贷逻辑与新兴产业“轻资产、高风险、重研发”之间的错配问题。拥有风控模型重构能力、投贷联动等创新产品设计能力的银行，能够更好适配产业发展需要。二是从“信贷提供商”向“全面金融服务提供商”转变。息差收窄对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乃至风险抵补、资本补充等带来挑战。欧美日经验表明，银行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中普遍走向综合化服务，通过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行等业务重构收入结构。欧美日大型银行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中普遍强化财富管理、资管、投行等综合化服务，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可达30%左右。综合化服务本质上即为围绕直接融资模式建立服务新生态，推动资金和资产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借助直接融资市场实现对接。全面金融服务不仅拓展银行的非息增长极，也能更好适配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是低利率时代银行业务逻辑重构的关键。
科技创新成为金融范式变革的主导性力量 催动银行运营端“数字重塑”
“十五五”时期是全球科技变革与金融模式重塑的交汇期，科技不再只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工具，而是日益成为重塑金融形态、业务边界的主导变量。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迈入深度演化阶段，金融进入“AI原生”时代。过去人工智能（AI）应用集中于风控、营销、运营等局部流程，随着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具身智能、多模态AI快速迭代，或将产生以AI为底层原生能力、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算法实时决策运行的全新金融形态，即“AI原生金融”。未来，不是“金融+AI”而是“AI再造金融”。2025年10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发布AgentKit，对话中可直接调用第三方应用，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即将转变成一个“超级应用”甚至“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未来金融服务可能是嵌入其中的一环。
另一方面，新技术驱动货币、金融资产、金融基础设施出现“形态跃迁”。金融基础设施的形态与货币形态紧密相关、协同演进，并伴随效率的提升，背后的核心推动力是技术跃升。当前，货币从电子账户时代迈向数字货币时代，货币形态演变为可编程、可点对点传输的数字货币，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再次迎来系统性重塑的窗口期。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金融基础设施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基于新技术的创新实践，以适配金融资产形态的数字化变革。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不仅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作为实践先行者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推陈出新，应对货币形态、金融资产形态的新变革。
回顾近30年的科技发展，新技术从研发到快速扩散的时间不断缩短，创新扩散曲线日益陡峭，甚至出现由“S型”向“J型”演变的势头。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对新技术保持警醒，及时识变、适变和应变，避免未及时布局而陷入被动。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很多是“无人区”探索，金融机构需要对未知的风险保持警惕，包括但不限于算法黑箱、模型偏差等算法风险，交易中断、数据异常等操作风险，网络攻击、智能合约漏损等网络安全风险等。近年来，全球网络攻击呈现组织体系化、目标机构化、频率常态化、攻击盈利化、技术专业化等趋势性特征，给金融机构带来挑战。金融机构需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的维度和密度，通过加强技术治理、开展算法审计、构建弹性操作体系、强化端到端的数据安全防护等措施，进一步织密科技安全防护网。
老龄化带来金融要素嬗变 金融服务需适配人口高质量发展新命题
人口结构变化是最具方向性的变量，往往早于宏观数据拐点出现，却在更长周期上塑造经济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口参与实现“增长奇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形成动态平衡。“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在高位下滑过程中，将伴随着劳动人口收缩、老龄化程度加深等结构性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将对金融要素产生深刻影响。一是渐进改变“储蓄—投资”格局。最明显的就是储蓄率下降、信贷需求趋缓。日本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40.3%下降至2023年的24.7%。我国居民储蓄率亦呈下降趋势。二是重塑金融资产“风险—收益”结构。随着老年人等低风险偏好群体占比上升，居民资产组合更偏向高安全性资产，这将提升债券、年金等长期限产品的配置比重，对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三是推高政府债务率。劳动人口减少压缩潜在经济增速和税基扩张空间，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上升，共同推高政府债务率。
主动适应并深度对接人口结构变化，是银行业实现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处于长寿化和老龄化交叠阶段，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活力老龄”人口（60-69岁）和高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占比同步抬升，给金融机构带来一些结构性发展机遇。一是从“揽存”到“揽富”转变。“活力老龄”人口已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存在理财需求，金融机构可丰富财富管理、信托、顾问等产品服务类别，提供“生命周期资产配置”方案。二是强化“金融+非金融”协同。“十五五”期间我国失能半失能人口预计将达到1亿人，居家照护、社区养老、医养结合等需求提升，金融机构可推出“长者计划”，将养老院、老年人专业护理等非金融服务也融入统一的服务平台，拓展综合化服务维度和空间。三是推动实现“长钱长投”。老龄化将推动养老金规模的长周期增长，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和资管机构，可与养老金机构在结算、托管、资产配置、项目评估等方面展开合作，为资本市场提供“耐心资本”。
客户结构及金融需求发生边际变化 重塑金融供给方式
银行业经营环境的种种变化，最终将体现为客户需求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科技创新范式、企业组织形态加速变革，带来企业金融需求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头部企业需求“重资本化、专业化、定制化”。尤其体现在科技领域，大型科技企业对投资的需求强度极高、门槛极高。在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等领域，原始创新愈发表现为对物理极限与工程极致的挑战，具有强烈的资本密集型特征，甚至产生“门槛效应”。如人工智能领域，达不到一定投资强度阈值，就难以出现模型能力的“涌现”。数据显示，2024年亚马逊、苹果、Alphabet、Meta和微软五家美国科技巨头的研发投入总额逾2200亿美元，超越美国联邦政府同年的研发预算，甚至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全年科研投入。这需要金融机构在信贷、债券等传统金融领域，提供更高强度、更大规模的支持。同时，头部企业的个性化金融需求更明显，需要金融机构集合多样产品，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服务。2025年10月，Meta通过多家私募信贷公司筹集近300亿美元资金，用于美国AI数据中心建设，正是看中私募信贷可提供的定制化、结构化融资模式。
另一方面，长尾企业与轻资产主体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形态更趋“轻量化”，数字技术与智能工具充分赋能个体及小微团队的研发效能，使“小团队实现大创新”成为可能。全球已出现多家员工不足50人、估值超10亿美元的AI领域独角兽企业；“单人+AI”即公司的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创新企业范式快速涌现。此外，直播、电商、短视频等内容驱动型业态发展，催生大量规模小、组织灵活的企业实体。面对这一趋势，金融机构需重新思考服务策略，探索基于平台数据、内容互动数据、行为数据的授信模式，打造数据驱动的微型服务体系，上线全流程线上化、标准化的服务包，以满足“轻量化”企业的金融需求。
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面对“十五五”时期金融环境变化，我国银行业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金融工作决策部署，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把握国际秩序、科技深度、人口结构、社融结构、客户需求等趋势变化，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重点，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积极塑造新优势、引领新范式，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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